母亲的位置与心理咨询师的位置：一场内在张力的心理动力学探索

文|心理咨询师徐文娇

阳光透过窗户，在咨询室投下温暖的光晕。我的孩子，三岁多的小小孩，开心地从沙盘架上挑选玩具，给它们“做饭”、“沏茶”，扮演着有力的照顾者角色。这本是一个美好的陪伴时光。然而，一股莫名的焦虑在我内心升起。当孩子给三只小狗拿了两个盘子时，我动了，“几只小狗呀，几个盘子呀，我们数一数，一、二，是不是两个?还差一个呀?”

那一刻，我清晰地意识到，我当下的反应就是一个普通的母亲(充满责任与期望)，而不是”工作状态中的心理咨询师”——节制、观察与跟随的专业人士。

而后，当孩子在25分转向另一个游戏——魔方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想起学校老师对TA注意力方面的提醒，心里开始担心“他是不是有注意力方面的问题?”“哦，好像还好，TA挺专注的”……

剩下的时间，

“妈妈，它怎么站不住呀?”

“妈妈，你帮我把那个拿过来”

“妈妈，我不想玩这样，我想玩那个”

……

50分钟下来，我早已摆烂——完全如同一个在露天公园的沙坑看孩子玩沙的妈妈，你爱玩什么就玩什么吧，不时欣赏、好奇两句;ok，玩完了，很好，收拾一下，走吧……

我不是一个咨询师，我的内心跟真正进行一场咨询完全不同!!!

这段经历，也让我思考：我们常说“买个沙盘回去跟孩子在家玩”跟真正的沙盘咨询是不一样，这里究竟有怎样的不一样，除了一个是具有专业的知识背景和受训，一个是自学成材的父母，究竟还有怎样的不一样?

同样是面对一个在心灵象征世界中驰骋的个体，母亲的位置与心理咨询师的位置，究竟有何不同?双重身份切换的背后，“我”作为另一个在场的主体，有着怎样的内在体验?

一、双重身份切换的幻想与失去咨询师的位置

在陪伴孩子游戏的一小时内，是双重身份的切换吗?

坦白讲，很难做到。我更多的是在母亲的位置，无法把孩子当成真正的来访者，也忘记了自己的另一个身份——心理咨询师。

在那一小时里，我是TA的妈妈，TA是我的孩子，我投向TA的目光里带有社会性与发展性的目标——TA需要加强数学认知、TA需要更专注。

于是，在游戏中，母亲的目光越过了游戏本身的乐趣与象征，指向了“教育成果”：“这是几只小狗?”“需要几个盘子?”背后的意图是希望纠正认知、传授知识。游戏沦为达成教育目标的载体。

而咨询师的位置，则坚定地“以来访者为中心”，创造安全的空间，鼓励自性的发展，它是过程性的、体验性的。

咨询师不会将外部道德标准带入咨询室，其焦点在于跟随来访者(儿童)的游戏历程，好奇于TA内在世界“这些小动物在干什么呀?”“这只小狗是谁?”“这只小狗好像有些不开心”……这里没有对错的评判，只有对心灵自主探索的呵护与镜映。

二、焦虑淹没了中立与好奇

在母亲的位置，母亲关注的是孩子的社会表现，会对孩子产生社会评价。

比如，当孩子变换游戏，母亲立刻联想到学校老师对其“注意力不集中”的评价。这是母亲内在的焦虑——对孩子未来适应性的关切，也是母爱中保护性焦虑。

而咨询师的位置，则是努力保持“中立与好奇”。咨询师对行为现象本身感兴趣，而不急于将其病理化或简单归因。

孩子注意力的转移，在咨询师看来，可能是动力的流动，可能是潜意识的表达，

“TA刚才怎么了?”

“是受挫了吗，想要转移下主题，来缓解挫败感，或者TA 在喂养游戏力中体验到更多自我力量，借由这些力量，想探索更有难度的任务”

……

来访行为的变化，是需要被理解而非评判的现象。咨询师如同一张白纸，给来访者的真实体验留出空间。

三、行动干预与节制涵容

当孩子遇到困难，如玩具站不稳时，母亲的位置倾向于快速干预，以解除孩子的困境和可能的负面情绪。

母亲常直接上手调整，或提供解决方案，旨在恢复游戏的顺畅，避免孩子体验过多的挫败。这是一种直觉行动。

而咨询师的位置，则强调“节制”与“涵容”。

面对来访者的困境，咨询师的首要工作是情感镜映与命名，“对哦，它站不稳，你感到遇到困难了，是吗?有一点挫败，有点沮丧哦。”

通过语言为情绪赋形，帮助来访者识别和涵容自己的情感体验，慢慢转化情感。

咨询师不做直接解决者，而是陪伴、等待、将来访者体验到的未命名的、原始的情绪情感，言语化、命名化，陪伴TA涵容自己的情绪并发展出自我效能感。

如果来访的鞋子掉河里了，母亲是直接帮忙打捞，避免孩子碰水涉险，而咨询师则是把鞋子拿到来访者够得到的位置，陪他自己用棍子多次尝试自己打捞，最后为他的成功喝彩。

四、共生焦虑与保持界限

母亲与孩子之间存在着深厚的情感依恋与部分无意识的共生感。孩子的情绪很容易直接牵动母亲的情绪。

当孩子说“你帮我拿过来”，母亲的位置时，有时难以区分“孩子的需要”和“我认为孩子应有的需要”，在给与帮助与鼓励独立之间会晃动。

而咨询师的位置，则建立在适度边界之上。

咨询师与来访者之间是专业的工作联盟，有明确的界限，比如，不能与来访有肢体接触;觉察反移情和付诸行动。

当来访说“你帮我拿过来”，咨询师是将非语言的部分语言化、无意识意识化。

“你想靠近/依恋一下我，想我帮帮你，是吗”

或者“哦，你生我气了，因为……现在用凶凶的语气说‘哼，你帮我拿过来，我才原谅你’”

或者“你觉得刚才你责备了我，现在让我帮你，如果我帮你拿，我愿意为你做点什么，我们好像和好如初了，是吗”

咨询师深切地共情来访者的情绪与需要，但这种共情是经过反思的，旨在帮助来访者理解自己的内在冲突与需要，而非直接行动化。

五、“我的孩子”与“独立的他者”

在母亲的位置上，孩子是“我的孩子”，我是我孩子的母亲。

母亲的视角难免带有“这是我的孩子，我希望他好”的主体性投射。孩子的表现与“我”作为母亲的自我认同感、成就感、价值感紧密相连——“我是一个还不错的母亲”。

而咨询师的位置，面对的是“独立的他者”——一个拥有独立心灵世界的来访者。

咨询师的任务是暂时清空自己的需要与期待，尽最大努力去理解并协助那个独特的主体。咨询师认同的是专业角色所要求的匿名性、利他性与服务于来访者福祉的伦理准则。

六、母亲的α功能和咨询师的α功能

比昂提出，成熟的照顾者(母亲)需充当一个“容器”，接收并消化婴儿投射出的无法忍受的原始心理碎片——即“β元素”(原始、混乱、未处理的感觉印象和情绪)。

通过母亲自身的思考与涵容，β元素被转化为可以被理解的“α元素”(经过消化、可被思考的情绪与体验)，再返还给婴儿，使其逐步内化这种心智能力。

在母亲的位置，当孩子“不识数”、“注意力转移”，这些现象触发了“我”内在的焦虑——社会评价的压力(老师反馈)、对育儿“不够好”的潜在恐惧、对孩子未来发展的担忧等。

于是，“我”内在的容器功能、心智空间被挤压，自身焦虑以行动化——直接提问、纠正——来处理这些不舒服的感受。这同时也将未经消化的“β元素”(焦虑)又投射回到孩子那里，打断了孩子对游戏体验的深度探索与消化过程。

而在咨询师的位置上，理想状态是努力维持强大而稳定的“容器功能”。面对来访者游戏中的种种象征与行为，咨询师致力于涵容其中可能投射出的混乱、冲突与强烈情绪(β元素)，不急于用解释或行动去化解，而是通过好奇的提问、情感的命名、陪伴的观察，尝试将这些原始的素材转化为可供思考与叙说的心理内容，促进来访者心智化能力的发展。

七、咨询师所创造的“过渡性空间”

沙盘游戏，是一种充满象征性的游戏，是一个精心构建的过渡性空间。在这个介于内在现实与外在现实之间的“过渡性空间”，儿童可以安全地体验全能感、创造意义、处理焦虑、整合爱恨和内在冲突。

但在母亲的位置，“我”在那一刻由于自身的焦虑，可能更接近“侵入性的母亲”，将外部教育目标、社会规范带入孩子自主创造的游戏中，侵入了孩子的过渡性空间，干扰了孩子利用游戏进行自我整合的过程。

孩子在沙盘游戏中，本是在处理喂养、照顾的主题，探索力量与关怀，这关乎其内在情感现实。而母亲位置的提问，将游戏强行拉向了外在认知任务，打断了其对内在世界象征性的表达与探索。

而在咨询师位置，则所有技术——好奇游戏内容、描述关系、探索叙事、命名情绪——其核心目的都在于守护和拓展这个过渡性空间，为孩子的创造性自我提供安全的抱持环境。咨询师愿意进入孩子内在象征世界，不引入外部议程，在跟随、镜映、澄清中，帮助孩子在这个空间里更自由地编织他的故事，表达他的冲突与需要，从而促进其真实自体的浮现和成长。

结语：

这场发生在沙盘室内的、悄无声息的“位置滑移”，让我更清晰地体验到，母亲的位置与心理咨询师的位置，是有不同的关系本质、社会功能和伦理要求。

“我”位置的滑移：作为母亲，与孩子共生、对其未来负责、承载社会期望的自我，在面对特定刺激(外界对孩子的评价、孩子发展性方面)时，其焦虑浮现，试图通过“侵入”和“指导”来掌控局面，缓解为人母的焦虑。

而作为咨询师，受过训练、致力于理解无意识、相信自主性的专业自我，倡导“节制”、“涵容”与“守护空间”，在沙盘室里，母亲身份所携带的原始焦虑与责任，淹没了咨询师角色所要求的反思性容器功能。

这50分钟的体验，让我更真实的体验到了心理咨询中双重身份的困难，以及“母亲身份”“咨询师身份”的不同功能。这场“位置”之思，也是一个珍贵的、思考的礼物，让我反思在咨询中，我真的稳稳坐在咨询师的位置上。